2500年前的伟大智者老子和稍后的庄子，以及1800年以来道教众多的先行者张角、张鲁和历代高道，都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渴望和需求，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为世人提供他们所能给出的答案。他们先后相承，形成了道学道教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关注人生的传统。这次论坛的分议题，围绕着诚信、慈爱、养生和生态，以及笼罩着这些议题的总主题“行道立德，济世利人”，在我看来，都符合先圣先道的学说和理念，且与当前地球上的形势相合。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2000多年来的道教历史，是不是可以说，道家思想和道教都是在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时代出现的；道教兴衰相间，大体也是与国家文化与精神的失据和繁盛相应的。

现在地球上的情况呢？我以为颇为类似中国春秋时期和魏晋六朝时的情形：物欲横流，“奇物滋起”；朴真毁弃，狡诈遍地；腐鼠成金，奢泰流行：强梁称雄，冲突不断。面对全球的乱象，深受老庄和道教影响的中国人，很自然地、符合民族思维传统地，要回到先圣先哲那里寻求几乎已经“冷藏”了的民族智慧。道教之呈现复兴之势，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道教也因此而需要应对一系列挑战，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后世道教渐渐与老庄之学的核心理念和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疏离；二是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科技高度发达，文化多样性逐步为人所知并认同，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对道教从宇宙观、神仙道，到符箓、斋譙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先说第一个问题。老庄之学的核心，简约地说，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精辟论说。在关于现象界的描述的虚拟，包括庄子恣肆驰骋、无御遨游的想象和对世俗束缚、名利齷齪的厌弃，无不由此生发又得到极大升华。

原始道家的出现与形成，就是因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而“知天下之然”，也就是洞察了人类自走出原始状态后，就被日益膨胀的一己之私迷惑着、折磨着、相互残杀着，而人类却身陷炼狱而自鸣得意。老庄自赋的使命就是唤醒世人，回归天道。换言之，他们始终关怀的，是当下社会，是现实人生，是人们的心灵，是人类的未来。

世隔近十个世纪，历经了种种曲折而诞生的道教，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已，人们深感人生之无常，于是顺应其势，逐步将教义的重点偏移到个人的长生久视，同时又吸纳了自古就有的巫觋信仰和神仙之说，于是对宇宙地球的关怀、对社会本质的分析和对人类的挽救逐渐淡化。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和世界宗教界、学术思想界的走势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似乎距离越来越大。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人类对宇宙、对社会、对文化、对宗教的反思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不仅对有些宗教的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等等根本性教义发出质疑的声音，而且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所谓绝对真理，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都进行了解构和批判。这一浪潮中的出发点，也是当下和未来的世界、社会和人生。相对而言，这一趋向反而越来越更近似于老子和庄子的初衷。

至于第二点，即世界科学发展对道教形成的压力，也需要高度重视。近代天文学、宇宙学、力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的成果都在对各个宗教教义的“合法性”产生很大影响，其过程是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回环的道路，至今没有终结。

受此影响，近几十年来希伯来系列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基督新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从对元典的诠释，到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方法、场所建设、服饰仪轨，都在逐渐演变。我们从美国著名神学家约翰?F?威尔逊的《当代美国的宗教》、德国犹太教哲学家赫尔曼?柯恩的《理性宗教》和汉斯?昆（孔汉思）的《作基督徒》（汉译《基督徒》）等著作中可以窥其一斑。

综而观之，似乎这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美国境内所呈现的力度以及在社会层面收到的效果，要比欧洲和、亚洲显著，美国宗教的这股变革之风已经波及非希伯来系列宗教范围，例如墨西哥、亚洲移民所带进去的各种宗教和信仰。这也许是欧洲宗教日渐衰落而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和虔诚教徒增加较快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是不是中国的宗教也要考虑这一问题了呢？

从世界思想界的走向看，现代科学越来越理解到，宇宙的事物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微妙的关系；研究任何事物都应该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研究事物要首先分析它所涉及的“关系”；又如，科学证明“时间”（历史）并不像有些宗教所认为的那样，以某一事件为起点，以另一事件为终点，而是无始无终的，可能还是循环往复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线型的，而是有跳跃、有回流、有反复、有平行的。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似乎科学的新成果正在引导着人们缓慢地向着中国哲学，具体说，向着道家哲学移动。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对道教提出了两道考题：一个是如何用科学的进展进一步解读道教教义，特别是老庄和后世高道大德的智慧结晶；一个是如何对待民间依然存在着并且有此需要的巫觋崇拜，如何在陈撄宁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神仙道？既要顺应并引导信众的心理，又要随时符合并运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假设与结论。

在我看来，虽然如威尔逊所说，“宗教关于世界的看法，无论它们为何种传统或来自何种传统，便在个人和社会中保护民众免受通常被称为现代性腐蚀酸的侵害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忽略了或漠视了世界的变化和动态，我们就将拉开与不断变动着的时代的距离，疏远了受到越来越多科学技术训练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换言之，正如菲利普克莱顿所说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类无法回应人类的危机。

道教如何应对剧烈变动着而且灾难深重的现代世界？道教如何参与对世界灾难的拯救？我认为，关键是进一步改革，更大更深的开放。陈撄宁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宗教这个东西，在以后的世界上，若不改头换面，他本身就立不住。无论道教佛教耶教天主教，以及其他的鬼神教乩坛教，一概都要被科学打倒。岂但宗教如此，连空谈的哲学也无存在之价值。”我所谓的改革和开放，落在具体面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拟人化的“对话”（dialogue）。

第一：古今对话

为建起古-今对话的通道，首先回归元典，即更深入地研究和大力弘扬老庄原著的精义，所谓深刻，是指以今天的视野和各领域的知识诠释其原理。哲学家告诉我们，每一个时期的历史都在对以往的历史叙事进行过滤，也就是后代对以前的遗产总会遗漏或丢弃了什么，同时也会添加进一些后世人的发现和创造。在道教元典的深入研究中，根据先圣先哲所没有领略过、思考过的现象中发现他们的先见之明和未及顾上论述的东西，也就是有所创造，超越传统，同时，要像老庄那样，用同时代人极易懂得的话语进行表述，以回应当下社会和人们的关切，否则，也就违背了“道”生生之厚的本质追求。

第二：宗教与科学对话

道学道教留给后人的经典，是历代大德高道根据他们面对社会和自然观察和冥思所得出智慧之果。现在我们不能丢弃他们的实践经验，只在遗产文本里生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视而不见。“道”、“太极”、“自然”、“冲和”等等这些道教最根本、最普通的理念，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在印证或质疑着那些更为古老的教诲。

今天，我们在关怀社会的时候，特别是在面对受过较多正规教育的人群时，需知人们的苦恼几乎都是内心背离了道家的教诲、吞下了备受诟病的“现代性”的结果；他们更易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所谓最新成果，甚至可以说，“现代化”和科技在以他们为“刍狗”。如果宗教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发生隔膜，就无异于我们远离了最需要关心的人群。而这也是不符合老庄以及道学道教的原旨以及所有宗教都应具有“终极关怀”的品格的。

顺便说一句，由道教所哺育和滋养的中国医道，用西方术语说，是人体科学、病理学、传染病学、环境科学、气象学、宇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的综合性学问，可能会成为道学、道教与现代科学对话既便利又适宜的载体和通道。现在中医正在走出国门，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参与？

第三：中外对话

世界在变，各个学科在变，各个宗教也在变。任何宗教和学科只有高度关注各国相关领域的动向、与国外同行对话，甚至进入他国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把握他者的新思考、新成果，以供道教进一步改革和开放、适应当下的参考。

在对话中，我们完全有资格奉献道教道学的伟大智慧，例如中国“三教”相克相融的经验，足可供自古及今因宗教问题而未停杀戮的国家和民族参考；再如，我们自古对自然、对地球、对宇宙的关怀，完全可以成为人类共同挽救地球的精神支柱；又如，我们“法自然”式的自由，可用来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偏差；如此等等。这些都有赖中-外的对话。

同时，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世界所有著名的古老宗教从教义到外部形式都在静悄悄变化着。他们为什么变了？怎么变的？在变化过程中，他们依据的学理和实践体悟是什么？一旦对这些问题有了我们自己的答案，一定会有助于对自己宗教的反思和提高。

现在，“中国应该承担起超常的责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政治家和一些学者在发出这一声音时，只想到了政治，最多再添上经济，其中甚至有“中国应该顺从世界既有的秩序”的暗示。而我们，作为宗教家和学者，我们深刻地懂得，政治，其实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则是政治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人类道德重建过程中中国应当而且可以有的担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两千五百多年的道学智慧，1800多年的宗教体验，足可以担当起挽救世人之心，挽救地球之灾的重任。

这次论坛主题中的“济世”的“世”，应是世界之“世”；“利人”之“人”则是“人类”之“人”。这样，道教自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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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嘉璐简历　男，汉族，１９３７年６月生，江苏淮安人，民进成员，１９５９年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８７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文系主任。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７年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０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３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２００９年７月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首任理事长。

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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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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