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重阳宫——道教全真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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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全真派与昆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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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登网2015-7-7

 (一)中国道教的由来和发展


  据《中国道教》记载,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一种宗教,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汉族,但也有羌族、白族、壮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在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华人社会中,也有不少道教的信徒。现在,我国大约有七八千道士,全世界大约有三千万道教信徒。

  道教界传说,道教创立于黄帝和老子之时,距今已有5千余年的历史。不过,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道教大约形成于东汉顺帝(126—144)年间,至今约有1800多年。在悠悠岁月里,道教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衰微的过程。其经籍逐渐丰富,仪式逐渐完备,一代一代的道士在修道中创造并实践着各种方术,在传教中创建了称为“洞天”、“福地”的著名宫观,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作为被统治阶级团结斗争的纽带,发挥着维系和展延中华文化历史长卷的功能。

  东汉时期的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王粲诗)。腐朽的社会政治和艰难的世道,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激烈反抗,作为反抗统治阶级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和旗帜,道教斯时应运而生了。初创的道教有两派。一派是以张角(?—184)为首的太平道,主要流传于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以《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梁、张宝则自称大医。主要传教活动是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十余年中,太平道的信徒达数十万人,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张角区分教区为三十六方,各方有“* 帅”管理。太平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自命“黄天”,徒众都戴黄巾标帜,时人称之为“黄巾”,定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起事,一时“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太平道起义队伍辗转达十余月,被东汉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太平道也被禁止流传。

  早期道教的另一派为张陵(34—156)创立的五斗米道。张陵在汉顺帝(126—144)时,学道于鹤鸣山,编写道书和符篆,自称得太上老君亲授,确立了五斗米道的组织形式。五斗米道的特征,就是要求入道者交五斗米,或者病家请医时也要交五斗米。五斗米道当时非常盛行,传播到了整个四川和临近地区。张陵死后,张衡、张鲁先后袭任掌教。张鲁自称“师君”,割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区政权达30年,施行新政,设置义舍,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深得民心,附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民众都来归依。后张鲁归降曹操,五斗米道取得了合法地位,得以继续公开传播。

  魏晋时期,五斗米道逐渐分化,一部分在民间流行,另一部分则受到系统改造,使之适应于上层道教徒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其中,晋代的葛洪(283—343或363)对道教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葛洪对早期道教的群众运动持敌对态度,主张禁绝“妖道”,提出把神仙方术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认为道教徒必须以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先立善功才能成仙。

  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道士又对早期道教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进一步改造,使其充实而完整,形成了历史上所称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寇谦之(365—448)。寇谦之对早期道教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说他们“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他废除了“治、方”的组织形式,采用传箓的方法传教,倡导和完善了道教仪式和修炼方法。北魏太武帝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利用扶持寇谦之的道教作出亲抚汉族的姿态,亲自到京都道场授箓,还封寇谦之为国师。于是,北天师道得到了广泛传播。南天师道的代表人物是南朝刘宋的陆修静(406—477)和齐梁的陶弘景(456—536)。陆修静弃家修道于云梦山,后历游名山,南至衡湘、九嶷、罗浮,西至巫峡、峨嵋,遍访仙踪道书,辨别道经真伪,整理经戒、方药、符图等书1128卷。陶弘景出身士族,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中年隐居修道于茅山,得受符图、以法、诰诀等,开创了道教的茅山宗,成为南朝道教的主要人物。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道教逐渐隆兴的时期。为了加强统治,李姓皇室趁势利用道教符命和尊神,宣传神授政权的正统地位。从整个唐王朝的宗教发展情况看,初唐扶持道教,尊儒而抑佛;中唐时佛道并重,儒释合流;晚唐则是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唐高宗于乾封元年(666),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视其为宗室;开元二十五年崇玄学,置玄元庙,道家诸子(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亢桑子等)皆被奉为尊神,其著作亦被称为真经;开元二十九年(741),又建玄元皇帝宫于各地,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皇帝画像陪祀,并且搜集整理道经,纂修3744卷的《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并提倡炼丹和醮祭等活动。根据《唐六典》记载,唐玄宗时,“凡天下道观总1687所”(1137所居道士,550所居女道士)。至唐末五代时,道教规模进一步扩大,《历代崇道记》载云,当时道教宫观有1900余所,道士有15000余人。唐五代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道教学者和著名道士,例如:孙思邈、司马承祯、杜光庭和谭峭等等。

  宋代皇室仿效唐朝,亦将皇室祖先封为神仙。宋真宗制造了一起起天神降临的事件,称玉皇大帝传命赵氏祖先赵玄朗“总治下方”,并且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又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面对内外交困、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一味求助天神,加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在太学中设置《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亲自为《道德经》作注,甚至改佛寺为道观,改“佛”为“仙”,令僧尼改穿道服,进而还把自己神化为“教主道君皇帝”,合三为一。结果,朝政腐败,军事失利,皇朝南迁。王恽在《秋涧集》中云:“自汉以来,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嵇之于古,事迹多矣,徇末以遗体,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宋代较著名的道士有陈抟、张紫阳等。

  金元两代统治者都属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都落后于汉族,因此,一方面统治手段较为落后,摧残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学习汉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最终被受统治的汉族所征服。因此,金元两朝都扶持宗教,包括道教,而民众也需要道教和其他宗教使自己解脱。

  中国社会在金元时期曾经南北分裂过相当长的时期,加上宋代崇道弊端,从而使朝野和民众都对道教产生了不信任感。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促使了新道教教派的产生,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统一。宋代在天师道系统里,以江西閤皂山为中心的灵宝派分化出了东华派和神霄派,以江苏茅山为中心的上清派分化出来了清微派和玉堂派,以及在元朝的灵宝派中出现了“净明忠孝道”。元代以后,这些道派都被统一在江西龙虎山的正一派之中。

  在中国北方,金元时期又先后出现过三个道派:由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由刘德仁创立的真大教,以及由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太一教和真大教流传区域不广,时间不长,全真教则由于得到元代统治阶级的支持,迅速传遍全国,深入到了江南、两广和云贵一代。

  王重阳(1112—1170),金代著名道士,曾中武举,传称于48岁在甘河镇得异人指点,喝神水,得修炼真诀,悟道出家。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在终南山南时村作穴墓居,称“活死人墓”,墓周植海棠,以示“四海教风为一家,三年复自实之”。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至山东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传教,收弟子邱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王重阳在宁海传道时题庵为“全真堂”,入道之士称“全真道士”,故教派得名“全真”。全真道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以求修真成仙。全真道要求修道之人心、性超三界,主张“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也”。王重阳道教思想的重要贡献就是“三教归一”。他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坐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满坐谈开三教语,一杯传透四时春”。当然,其三教次序是太上、释迦和孔子。后人称他“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全真道讲求性命双修,他们认为“性命者是精血也”,认识性命而苦炼勤修者便可得“道”。这与南宗张伯端的性命意旨不同,与理学中所讲的“性命”亦相异,世称其为北宗。

  邱处机(1148—1227),元代著名道士。20岁时就以王重阳为师,先后在陕、鲁潜修,苦志多年,积功累行,多次受金封赐。金贞祐二年(1214),山东杨安儿起义,将兵讨伐均未平,邱处机请旨前往山东招安,“所至皆投戈拜命”,于是名噪一时,南宋、金、蒙古三帝争相结纳。金兴定三年(1219),邱处机以71岁高龄,率弟子十八人,应元太祖成吉思汗诏请,途中历时4年,从山东莱州直达西域大雪山面见成吉思汗。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邱处机屡次进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治国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久视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甚然之,尊其为“神仙”。1224年,邱处机在“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锣”的盛景中,入住北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奉皇命掌管天下道教,爵“大宗师”。邱处机改变了王重阳的不入仕门、自放草泽的精神,而是主动符合“人主一时之好尚”,改革全真道派,为平息农民起义和巩固统一的元帝国服务,因此得到朝野统治阶级的普遍支持,使全真派一时发展成为堪于东汉张陵创立的天师道相比拟的历史上两大教派之一。

  明朝之后,道教逐渐衰落。明太祖朱元璋幼年出家当过和尚,对宗教利弊了如指掌。尽管他登基前接受过天师符命,但登基后却立刻以天无师为由,去天师封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明代皇帝崇道最甚的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自称“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人”,毁佛寺、佛像和法器,终因过求长生,铒丹无效而病死。明代最著名的道士是张三丰。永乐中,明成祖遣内侍到武当寻访张三丰未果,即命30万民工大造武当宫观,自此,武当即成为道教名山。

  清代各朝重佛抑道,乾隆时,即限制天师职权,取消了三山之首的地位,由二品降为五品,停止朝觐,从此中止了道教和朝廷间的关系,天师的传承关系只是在天师府内继续进行着。清代的著名道士有王常月等。王常月(1522—1680),青年时曾遍访名山,两次得遇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祖师赵复阳,受“天仙”大戒。任北京白云观方丈后,顺治帝封其为国师,康熙帝皈依于门下。王常月依靠康熙的恩宠,修建了白云观,改三清殿为二层,建灵官殿,殿前挖坑建桥,为后来的白云观的规模奠定了基础。由于王常月严格管理,白云观道门严整,教业兴盛,住观道士常达二三百人之众,进而成为全真龙门派的祖庭,被公认为“全真第一丛林”。王常月除了在北京外,还长途跋涉到江苏茅山、浙江金盖山和湖北武当山传道。在传道中,王常月能因人设教,普度众生,广收弟子达千余人。自此,全真道派内只有龙门教派盛行于世。


(二)中国道教全真派在昆嵛山的兴起


  从中国道教发展史中可看出,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曾得到金、元统治者的推崇和保护,在中国道教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道教的发展曾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全真道思想形成较早,始祖是东华帝君,即少阳王玄甫,以后的承接顺序是“钟离权—吕洞宾—刘操—王喆(音zhe,简化字为“哲”) —七真人”等,而使全真道真正成为派系的是王哲,即陕西道士王重阳。王重阳长期在咸阳终南山一带参真布道,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理想的继承人和追随者,他那“三教合一”的思想没能在那里发扬光大,他那创教立派的宏愿也没能在那里得以实现。在他怅惘迷茫之际,得高人指点,得知胶东昆嵛山一带兴儒崇道,人才辈出,是创教立派的好地方,于是欣然前往,短短三年之内便收取了马丹阳、邱处机、谭处端、王玉阳、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等七位真人,并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创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五大法会,从此正式创建了“中国道教全真派”。全真教在他七位弟子的致力弘扬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道教发展时期。《中国道教》一书指出:“全真道(亦称全真教或道教全真派)尽管比东汉时由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一千余年,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道教发展中可与天师道相比肩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教派之一。”

  1、重阳入道。王重阳,原名德威,字世雄,入道后更名,字知明,号重阳子,咸阳大魏村人。重阳家业丰厚,聪颖豁达,曾于京兆府学修进士业,文武两长。但因陕西当时沦于金人统治之下,他对异族统治不满,文武两迸,皆无所成,于是产生了愤世疾俗的思想,贪食耽睡,酗酒度日。33岁时,他又看到祖父享年82、伯父77、父亲73,如此递减,便觉得“古今百岁七旬少”,随又产生了及时行乐、玩世不恭的思想。在《悟真歌》中他为自己画像云:“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凭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空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着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这首诗可谓是他当时思想行为的生动写照。

  王重阳由于仕途不达,因而对世俗极为不满,整日颠狂,饮酒泄愤,自暴自弃,“变成害风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的疯人狂徒,人们随呼其为“王害风”。对此他不但不反感,反而自得其乐,引以为安。如此发泄看似颠狂,其实这是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抗争。对金人他不敢公开抵牾,但从他的许多诗词中可以看出他怀旧世厌新政的思想底里。如《述怀》所言:“几个知原本,何人忆祖宗?”此间隐隐道出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为达官贵人追逐名利、趋炎附势、忘记祖宗、安于金人统治而绝望;他为贫苦百姓闭口缄言、避祸求福、苟且偷生而叹息;他为自己徒有气节而不能有所作为而愤闷。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离尘绝世,遁入道门,以求清静。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其实那是王重阳另图发展的人生抱负。“人云口是祸之门,我道舌为祸根本。不语无言没讨论,度朝昏,便是安闲保命存。”(《忆王孙》)“纸袄麻衣长盖,蓬头垢面永全真”……这些诗句说明,此时王重阳的人生思想相当明确,道学思想相当成熟,他隐身绝世不光为缄口避祸,更为自己落得一身清静,性灵永存。他不仅要使自己一身清静性灵永存,而且还要让世人都能一身清静性灵永存。因此他“离尘绝世”后积极参真悟道,极力传教布道,力图将士大夫、富豪、贫苦百姓吸引到清静无为的境界中来,以实现他那济人救世之目的。由此看来王重阳并不是一个逃离人世、只求自己保命的自私之辈,而是一位志向远大的道学家,这也是他天生的秉性。他自幼“任气好侠”、“少私寡欲”,对老百姓有着浓厚的同情心,《全真教祖碑》上就有这样的记载:“……会废齐摄事,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真人家财一空。其大父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得焉。又获贼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妨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阳、礼泉二邑赖真人得安。”以此可证王重阳之入道立教,深蕴着愤俗救世之目的。

王重阳48岁离俗入道,其时情景有如其诗中所言:“四十八岁上尚争强,争(同“怎”)奈浑身做察详。忽尔一朝便心破,变成害风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好洗面兮好埋头,从人尚道骋风流。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做马牛。”(《悟真歌》)

  这一年,是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四年己卯(公元1159年)。传说王重阳于此年六月十五日,在终南甘河镇(原属周至县,今为户县辖境)上饮酒,忽有二仙人披发被毡而至,年貌相同。其中一人曰:“此子可教。”因授以口诀,飘然而逝。故重阳有《遇真诗》云:“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

“甘河遇仙”之第二年,王重阳曾与一道者同宿月下,道者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间有人谈演《阴符》,《道德》尤所精通。闻君平日好此二经,何不随往观听?”重阳犹豫未决,道者忽起,抛柱杖乘风而去。重阳左右顾之,杳无音息,心中茫有所失。

  是年仲秋,重阳过礼泉县又遇道者,他急忙迎拜,邀入酒店。饮谈之间,恭问道者乡里。道者答曰:“蒲坂永乐是所居也。”又问年纪多大,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再问家族姓名,道者默然不答,只索要纸笔,授秘语五篇,命重阳详读。他读了数遍,方悟妙理。道者告诫他说:“天机不可轻泄。”即令投之火中。道者又说:“尔速往东海丘刘谭中,有一骏马可以擒之。”言毕,不知所踪。从此之后,王重阳慨然入道,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于甘河之南的南时村修炼。

  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1161年),王重阳49岁。他在南时村自凿一墓,筑冢高数尺,上挂一方牌,写“王害风灵位”;牌下深丈余,独自穴居其中,达二年之久,名之为“活死人墓”。他这样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为了离绝尘世,自埋“四假”,以修炼成道。他所撰《活死人墓赠宁伯功》37首绝句,对其掘墓独居的原因、目的作了全面表述。诗中有云:“活死人兮活死人,火风地水要知因。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闲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有个逍遥自在人,昏昏默默独知因。存神养浩全真性,骨体凡躯且浑尘。”

  王重阳诗中所说之“死”,即“活中得死”、“死中求活”之意,其意旨是为了更好的活。而他的活,主要靠得不是五谷,而是靠修真养性、炼丹服药。这一健身术和养生法,就是道家的内、外丹。

  “存神养浩全真性”,这可以说是全真教丹法的要领。他们主要是炼内功,重在“全真性”,以此来延长寿命,获得特异功能,也就是成道。他修炼之始初,就为他后来能够形成独立的、有特色的道教派系树下了标的。他在“活死人墓”的四角各植海棠一株,人问其故,他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他这个远大的理想,虽然没有自己亲眼看着实现,但经他高徒们的努力,后来全真教在北方风靡一时,吸引了大半个中国众多的士大夫和民众,他的预言终归变成了现实。

  王重阳在“活死人墓”修炼了两年,到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 即填了墓坑,迁往距南时不远处的刘蒋村结芭而居。当时与重阳同居者还有玉蟾和真人、灵阳李真人。

  和玉蟾,名德瑾,秦州甘泉(今陕西甘泉县)人。天资整秀,幼攻墨翰,成年后置身为刀笔吏。处事中正,以道存心,未尝取不义财,际遇高人,无不参请。传说数逢道者点化,遂“黜妻弃子,易衣入道”。闻重阳“甘河遇仙”,结庵于刘蒋村,即前往参同。

  李灵阳,京兆终南(今周至终南镇)人,聪明博学。据传金天德间遇异人点化悟却,嗣后视富贵若浮云,视名利若桎梏,入道晦迹,终为“真人”。大定三年,与重阳、玉蟾三人同于刘蒋村结庵而居。

  和、李二真修炼均受重阳指点,大得其妙,日渐精深。此间,先后又有京兆栎阳(今临潼县渭水北)人严处常、乾州礼泉人史处厚前来终南刘蒋,求拜重阳为师。处常本重阳之外戚,幼习儒学,志向清虚,因父母在堂未能高蹈,为县衙司法,处事慈善。几经折磨,年四十方从道,时值金大定三年。处厚聪慧秀中,自幼慕道。大定间闻重阳遇仙居刘蒋,即前往结盟,遂受允纳。重阳教以“全真”性命之学,仍训名处厚,号洞阳子。乞食炼心,往来于终南、户、杜间。

  和、李、严诸公加盟修炼后,王重阳的道学造诣愈加精深成熟。他于是结束了幽居不出的静修生活,开始了奔走布道、传教创派的新时期。从《重阳全真集》卷二、四、六、七所收《和户县杨清叟绿猗轩》、《赠终南主簿赵文林》、《和武功赵清明》、《赠京兆杜先生》、《京兆来学正觅墨》等诗看,他交往了许多人,在社会上颇有些影响,尤其在关中地区,声望更著。“谁识终南王害风,长安街里任西东”(《甘水镇留题》),便是其时他声望心境的生动描绘。当时许多人信奉他,追随他,向他求道问仙,但遗憾的是他没能从中找到一位足以实现他“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理想之帮手和高徒,于是决定前往“海上仙山之祖”的昆嵛山地区收徒立教。

  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四月的一天,王重阳忽然自焚其庵,邻人纷纷奔往相救,但他却婆娑起舞。人们不解其故,急问原由,他笑而答曰:“三年之后,别有人修。”四月二十六日,他辞别了和玉蟾、李灵阳、严处常,又告别甘河镇众乡亲,途经咸阳,与家人话别后,开始了长途跋涉。

  2、昆嵛创教。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七月十八日,王重阳经过近三个月的跋山涉水抵达宁海。宁海,州名,治所在今山东牟平县。金天会中,刘豫在牟平置县,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大姑河以东地区,明初废州治。宁海东南有昆嵛山、文登县,西有栖霞县,西北有蓬莱县。王重阳抵达宁海后即开始了传教布道的活动,他教化的第一个人、并收作传道大弟子的便是马丹阳。

  马丹阳,讳从义,字宜甫,世业儒,系京兆扶风扶波将军马援之后,因兵乱东迁宁海。其家巨富,人称“马半州”。夫人孙不二,即“七真”之一的清净散人。大定七年,马丹阳44岁。七月中的一天,他与一友游赏于范明叔之“遇仙亭”,酒酣题诗曰:“抱元守一是功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衔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七月十八日,王重阳恰巧亦来到“遇仙亭”。丹阳问曰:“尔从何方来?”答曰:“路远数千,特来扶醉人耳!”丹阳暗思,前几月所作诗中有“醉人扶”之句,此人何以得知?疑为异人,即与谈玄论道,甚为投机,于是邀至家中。妻见其体相有正阳钟离权之风度,十分礼敬,待重阳以师礼。重阳与丹阳夫妇酬诗论道甘畅淋漓,对二人的道学修为赞赏不已,随决定将二人收致门下,以弘其教。社会上一般人入道,多因家事不和,或则仕途不达,去到空灵的境界中寻求解脱。然马丹阳家资巨富,夫妻恩爱,子女成行,难以割舍人世间的欢愉。为此,王重阳采用了许多办法反复教化,终使丹阳折服,绝了凡心俗念,成为王重阳宗教事业的继承人。

  万事开头难,王重阳教化马丹阳很下了一番功夫,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据道藏《重阳教化集》载,王重阳在马丹阳家中住了两个多月,见丹阳虽然向道,但无决绝凡心之念。为了彰显道法,劝化二人,重阳随于十月一日这天开始锁庵静修。百日之期,每五日方进一餐。其时天冷,“风雪四入”,然静修庵中“砚水不冰”。遵重阳道旨,丹阳以砖墙围封道庵。然重阳却“屡出阳神,来坐阁中”,丹阳奇之,每每“遣人瞻之”,总见重阳于庵中“俨然默坐”。重阳于是为道法所服,决心了确凡尘,参道悟真。

又据道藏《重阳分梨十化集》载,为了断绝二人凡尘,王重阳赐梨于丹阳夫妇,令其分而食之。“分梨”取“分离”之谐音,意即叫丹阳夫妻分离。同时吟诗诫曰:“劝公第一莫多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到了大定八年正月十日,丹阳终于下定决心,“舍妻子,受簪冠”,并于二月八日弃家入道,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时年46岁。丹阳入教,全真派立,是为重阳之“上足”,列七真之首。

  王重阳来到宁海后,以其高深的道学修为赢得了马丹阳等向道豪绅的景仰。凭借他们的声望和宣扬,王重阳被迅速神化起来,并成为名闻遐迩的真人仙师,前来求诗问道者比肩接踵。王重阳见创教立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嘱令马丹阳在其家南园择地修建“全真庵”以居之,所收弟子统称“全真弟子”,“全真教”的旗号从此树了起来。金大定七年九月,邱处机听说王重阳在宁海“全真庵”布道,即前往求教。重阳见而爱之,与语终夕,玄机契合,并赠之以诗,处机称师服拜。重阳训其名为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丘处机,世代山东栖霞人,家系名门望族。自幼聪敏过人,博闻强记。十九岁时(大定六年)即弃家入道昆嵛山,其《坚志》诗(《磻溪集》,收入《道藏》)中有云:“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丹经自早年。”因他早就痴心向道,因而拜重阳为师后旦夕侍师左右,甘做洒扫一类劳役之事,受师差遣。

  大定七年冬,重阳锁庵教化丹阳期间,谭处端扶杖往谒。处端原名玉,字伯玉,家世居宁海。与丹阳同年所生,长丹阳两个月。为人慷慨,孝义传家,识度不凡,甚为乡里所重。他在往谒重阳之先,忽然瘫痪,针灸、服药甚多,久治不效,听重阳有奇功异术,即抱病拜谒,求疗疾之方。重阳闭户不纳,处端坚守至晚,不绝地轻轻扣门,重阳以其诚而往见之。是夜二人同榻而寝,倾谈十分亲密。次日晨起,处端步履一如既往,于是叹服,称重阳为“神人”。嗣后,视财产若粪土,毅然弃家入道,侍重阳于左右,终身不变。重阳乃赐名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

  大定八年二月八日,王玉阳自牛仙山来到王重阳居处,请求入道。重阳观玉阳骨格非凡,乃曰:“汝肯从吾否?”玉阳曰:“仆所愿也,敢不从命!”重阳赐名处一,号玉阳子。王玉阳家居宁海之东牟,时年27岁。幼丧其父,事母至孝,从小喜爱道门玄教。他7岁和14岁时,两遇异人点化,自此言语放旷,与世不合,拜重阳为师后,与邱、谭、马结为莫逆之交,日每相与探讨修真法诀。

  大定八年二月底,重阳率丹阳、长真、长春、玉阳四真人入昆嵛山,开烟霞洞而居之。三月间,郝大通来洞中出家,重阳训其名大通,号广宁子,时年29岁。郝大通原名磷,号恬然子,自称太古道人。家世居宁海,历代为官。他自幼不慕荣名,深穷卜筮之术,黄、老、庄、列未曾释手,凡遇林泉静幽之地,则乐而忘返。大定七年秋间,郝大通卖卜于街市,士大夫环列而坐。郝大通奇之,问曰:“何不回头?”王重阳曰:“只恐先生不肯回头!”郝大通颇为惊疑,即上前礼见,邀至静处攀谈,相互赋诗。大通归后,难以忘怀,到次年春末,专往烟霞洞拜重阳为师。

  在昆嵛山上,师徒们自食其力。自己搬柴运水做饭,自己砌石搭木围庵。经过一番锻炼、修持,诸真“款款渐投玄”,开始体会到修功之玄妙。这实际是全真教“出家”之始,这与其他道教“入道不离俗”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烟霞洞修炼期间,王重阳不仅确立了全真教的思想体系,收取了五位得意弟子,而且还确立了全真教规——“立教十五论”。至此,全真教从思想和组织上来讲才算是真正创立了起来。万事具备,王重阳即率众弟子走下    昆嵛山,在整个胶东地区展开了兴教立派的活动。

  是年八月,王重阳携马、邱、谭、王、郝自烟霞洞迁居文登县姜氏庵布道,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王重阳随即在此创立了全真道“三教七宝会”。

  大定九年春,王玉阳辞别重阳隐居槎山(现今荣成境内)。四月,王重阳引马、谭、邱、郝诸徒由文登迁居宁海州“金莲堂”。不久,丹阳夫人孙不二弃家来“金莲堂”入道。孙不二,世代家宁海。自幼聪慧,素善翰墨,尤工吟咏。嫁丹阳后,生三子。重阳初来宁海,丹阳待之甚厚,她未之纯信。待锁庵百日,分梨十化,方才信服。丹阳入道后,她俗心未尽,爱子之心难割,犹豫不决。时隔一年,毅然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