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道家思想    小伟

   新派武侠小说兴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其主要代表作家有香港的粱羽生、金庸，台湾的古龙、卧龙生等。他们的作品一经产生就赢得华人世界广大读者的青睐，其中尤以金庸的作品最为著名，可以说他竖起了一座武侠小说的高峰。他的作品不仅让广大市民阶层的读者着迷，就连许多文化层次很高的专家、学者也未能例外，如陈墨、严家炎等名家。

   金庸小说多写一些与历史不符，甚至子虚乌有的江湖情仇异事，虚构一系列的江湖奇侠异事。然而这些内容荒诞不经、严重脱离现实的作品却赢得如此广泛的读者，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以通常的文学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答案则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除少数精品，多数小说似乎没有深刻的思想主题，也缺乏高超的文艺技巧，而且存在一定的雷同现象。正如金庸自己坦言：“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可见，武侠小说终是以娱人为目的的通俗小说，但如能以文化阐释的眼光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则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金庸的确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能把江湖恩怨、情仇讲述得惊险曲折、引人入胜。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小说中丰厚的传统文化，直接反映了国人心底深处的心理文化积淀。特别是其中的精品如《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更是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展示了中国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儒家和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真正作为“显学”的仍是儒和道。林语堂说：“道家和儒家是中国灵魂的两面”。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积极进取，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怀，胸襟开阔，不断在现实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些特质不得不说得力于道家文化的影响。这些特质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深受道家精神的影响，其中尤以嵇康、阮籍、李白、苏轼等最为明显。金庸的武侠小说想象奇特丰富，境界超拔，这显然与作者深受道家文化熏陶分不开。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金庸武侠小说中深蕴的道家文化精神。

  （一） “大知”与“小知”  

   道的最高境界是“绝圣去知”、“大智若愚”。庄子认为“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乃合天德。” 知，即知识、智巧。在庄子看来，人的智巧会给最高的、完美的“道”的本然状态带来破坏。这一点，在《庄子》中借一个固执地坚持抱瓦翁浇地而拒绝用桔槔提引灌畦的种菜老人之口，完整的表述了出来：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在庄子哲学中，“知”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普通的知，可以言传，可以辩论的知，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谓之“小知”；另外一种是“不知之知”，超越语言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知，是一种直觉思维能力，谓之“大知”。而“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所谓“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在金庸的小说中，对修炼内功的描写集中体现了道家“大知”与“小知”的辨证关系。“内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常使用的一种武功名称，严格说来内功不是具体的武功招式，而是一种气。内气养成，游走全身，打通任督二脉，便能使人身轻如燕，坚如钢铁，且力逾万均着实神奇无比。在武侠小说中，修炼“精气神”的被称为内家功夫，锻炼“筋皮骨”的被称为外家功夫。内家功夫永无止境，而外家功夫达到一定境界便很难再有进步。外家高手在金庸的小说里似乎不堪一击。如在《射雕英雄传》中，最早出场的杨铁心、郭萧天及“江南七怪”，他们的外家功夫很是了得，可是和后来的邱处机、黄药师、洪七公和欧阳锋等内家高手相比，就难望其背项了。

   然而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个不容忽视的奇怪现象，练成上乘内功，成为绝世武学高手的却往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其中典型的是郭靖和石破天，前者自小资质鲁钝，反应迟缓；而后者目不识丁，不通事务。他们真的是不聪明吗？当然并非如此，他们缺少的是“小知”，而拥有的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大知”。石破天常常奇妙的因为目不识丁，不通事务，因祸得福、遇难呈祥。谢烟客想借教他内功之际，使他走火入魔而毙命荒野，但他不仅没死反而练成了上乘内功。谢烟客诧异之余，“稍加思索，便即明白，知道这少年浑浑噩噩，于事物全然不知，心无杂念，这才没有踏入走火入魔之途，如换作旁人，这数年中不免有七情六欲之侵扰，稍有胡思乱想，便早已死去多时了。”更奇妙的是他因大字不识而无意间参透了武林精英们专研了三十年之久而无破解的武功秘籍。同样，《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因思无杂虑，领悟了《九阴真经》中的深奥武功，而聪明剔透的黄蓉反而不如。

   郭靖和石破天所以能参透最上乘的内功心法，乃是因为他们无“机心存于胸”，练功时反而更易保持心灵的宁静，排除杂念，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从而把握住了“道”的契机。这也正是他们“大知”的表现，他们“绝圣弃智”，弃的是“小知”。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小知”是逻辑思维能力，“大知”是直觉感知能力。李泽厚认为，庄子思维的直觉把握方式在于“要求不用逻辑推理并且超越语言去领悟某些东西”。郭靖、石破天不“聪明”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较差，却有很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能领悟到许多“聪明人”无法领悟到东西。

   道家对“大知”的强调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人的主观精神力量的夸大。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庄子》中提出“心斋”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坐忘”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心去智，同于大通。”《庄子·逍遥游》中对能“御风而行”的列子都不以为然，认为他“有所待”，只对“游无穷者”而无所待的“神人”推崇备至。而这也恰恰只有“绝圣弃知”的“大知”方能做到。金庸武侠小说中，他把“内功”神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很明显受到道家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 神与人的关系

   在道家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理想人格“神人”，他们既是人，又是神。但不是西方神话中智慧过人，力量超群，常有不同于寻常神物辅助的物化神，而是“精神”神或是“道”神，游乎尘埃之外，齐物我，齐生死，齐是非，齐万物，与道体同，处于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逍遥游》中以浪漫主义笔法描绘了一位超然物外的“神人”：“藐故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越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他们与天地合为一体，所以获得了“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非凡功能。

   金庸小说中深烙着道家“神人”的印记，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首先是金庸塑造了众多形貌不俗的人物。他们或是冰肌玉肤，娇美无比；或是丰姿隽爽，面目俊雅；或是形相清癯，萧疏轩举。总之是气概非凡，湛然若神。且看《神雕侠侣》中一段描写小龙女的文字： 但见她脸色苍白，若有病容，虽然烛光如霞，照在她脸上仍无半点血色，更显得清雅绝俗，姿容秀丽无比。世人常以“美若天仙”四字形容女子之美，但天仙究竟如何美法，谁也不知，此时一见那少女，各人心头都不自禁的涌出“美若仙”四字来。她周身犹如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似真似幻，实非尘世中人。

   又如《书剑恩仇录》对香香公主的描写同样不俗： 陈家洛听她歌中含意嘲弄多于责怪，于是慢慢走回湖边，缓缓抬头，只见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正拿着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双脚，脸上发上都是水珠。陈家洛一见她的脸，一颗心又是怦怦而跳，暗想：“天下哪有这般美女？”只见她舒雅自在的坐在湖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

   除此之外，更有王语嫣、阿九、凌霜华等，她们无不俊美异常，给人飘逸出尘、超凡入圣之感。通常这些似神如仙的美女在金庸的小说中要么武功高强，要么聪敏出众，总之大非寻常。

   其次是小说人物的居修之所非同寻常，缥缈虚无，如在仙境一般，这与庄子假想的神人居处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笑傲江湖》中有一段描写天下第一高手东方不败的修炼之所的文字： 哪知转了几个弯，前面豁然开朗，露出天光。众人突然闻到一阵花香，胸襟为之一爽。从地道中出来，竟是置身于一个极精致的小花园中，红梅绿竹，青松翠柏，布置得极具匠心，池塘中数对鸳鸯悠游其间，池旁有四只白鹤。众人万料不到会见到这等美景，无不暗暗称奇。绕过一堆假山，一个大花圃中尽是深红和粉红的玫瑰，争芳竞艳，娇丽无俦。

   此真乃神人居所也。其实金庸小说中类似的描写还有许多，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所在的桃花岛，终年桃花盛开，姹紫嫣红；《天龙八部》中大理无量山秀美出奇。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神人仙境的向往。

  再次是小说中主人公超越世俗，蔑视礼教的精神气质。《庄子·天下》中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神人”精神特质。这种特质在金庸小说中多有体现。从《射雕英雄传》至《神雕侠侣》中，老顽童朴实天真，无忧无虑，年及百岁高龄而精神矍铄，举止性情有如孩童；《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率性无为，为名门正派不容，成为师门弃徒，虽曰“人之小人”，却是“天之君子”（《庄子·大宗师》）。《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深谙“道”义，更是仙风道骨，自然亲切，心无所拘。当他的徒弟张翠山与天鹰教的殷素素成婚而不安时，他却说：“天殷教又怎样？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对于世间画地为牢，囿于一己一派的狭隘观点，张三丰看得极透。《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不顾世俗礼仪，宁可死在郭靖的掌下，也要娶师父小龙女为妻。

   道家对“神人”的肯定，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信念，认为人的行为应当不为世俗之见所囿，而与天道相合。恰如金庸小说中的杨过、张三丰、黄药师等人，他们的言行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残缺不全的，但从合天道的角度来看却是完整无缺的。武侠小说中的“神人”们正是顺应了天道，从“天人合一”的修炼中，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和力量的。从武侠小说对“神人”的描写，我们可以找到道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三）有与无，虚与实的辨证关系

   老子以虚静的心灵体悟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物中存在着矛盾，矛盾的双方会向自己的相反方面转化，这种“常道”包含了辨证法的内容。首先，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老子对“有”与“无”，“虚”与“实”的对立关系的论述尤为精辟。他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三十辐用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蜒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在老子看来，虚空的、非实体之物才是有用的。当然这里的“无”和“虚”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无所不包的“空灵”，体现了道家不为外物所囿的自由精神。

   其次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也就是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转化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道家的辨证法则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犹为明显而深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武功招式的描写上。要练成最上乘的武功，就必须做到忽略具体的招式，做到“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剑”。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提“无招胜有招”的理论，且看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时的描述： 风清扬道：“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出手无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你说‘各招浑成，敌人便无法可破’，这句话还只说对了一小半。不是‘浑成’，而是根本 无招。你的剑招使得再浑成，只要有迹可寻，敌人便有隙可乘。但如你根本并无招式，敌 人如何来破你的招式？” “你倒也不可妄自菲薄，独孤大侠是绝顶聪明 之人，学他的剑法，要旨是在一个‘悟’字，决不在死记硬记。等到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 ，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临敌之际，更是忘记得越干净 彻底，越不受原来剑法的拘束。”

   金庸借风清扬之口讲述的这套理论，可谓别出心裁，匪夷所思，让人眼界大开。风清扬指导令狐冲学剑时，要将招式融会贯通，设想如何一气呵成，然后将它全部忘记，待到以后与人打斗之时，便以“无招”的面目出现。后来令狐冲确是以“无招”之剑击败了不少武林高手。这种以无招胜由招的武学要诀，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时时可见。

   从“无招胜有招”扩展开去，又有“无剑胜有剑”的提法。《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从剑魔独孤求败的剑冢中便深深领悟到这位前辈高人剑术通灵的变化过程。当年独孤求败在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隐身深谷，埋剑山中。他所埋的四口剑，代表了他一生武功与剑术的四个阶段。第一把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第二把剑：“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不祥，乃弃之深谷。”第三把剑为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第四把剑是柄轻飘飘的木剑，因年深日久，剑身剑柄均已腐朽。剑下的石刻写道：“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独孤求败的剑术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无到有，从有至无，遵循了道家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最终的质变是“无剑”胜于“有剑”。金庸的这一理论也印证了道家对立转化的思想理论。道家认为事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对立面互相否定、转化，老子提出了“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的策略。又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四）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的基本哲学根底在于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文化精神。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似乎都对隐士和隐逸文化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构成的儒、道两家，都各自有着一套系统的隐逸文化。道家讲隐逸，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是对个体生命的无上珍视，他们要解除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世俗的功名利禄当然要首当其冲。这正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能“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者，彼其恶乎哉！”从而达到“天地与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忘我境界。

  隐逸思想由来已久，远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在《论语》中既有批评，讽刺孔子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也有孔子所称道的“逸民”，如较早的伯夷、叔齐，同时代的虞仲、夷逸、柳下蕙等。到了老庄那里，隐逸思想才进一步系统化。《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浪迹山林，游乎尘外，更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处世态度。《庄子》中多次明确地表述了一种超然世外的态度。例如： 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下为事……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也，孰肯以物为事。

   真人……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之一气……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外，《庄子》中还塑造了北昏瞀人，南郭子綦，许由等一批隐者形象。其中最典型的是许由，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认为尧的话玷污了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还有像庄子视惠施的相位如腐鼠，讥曹商邀宠为舔痔。这些都典型而风趣地体现了隐者的清高与孤傲。

   纵观金庸的武侠小说，不难看出其受道家隐逸思想的深刻影响。这表现在小说中大侠们的生活空间和处世态度。侠客们通常具备一身超凡的武功，这使他们比常人具有更强的社会生存能力，并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等都是名满江湖的人物，在江湖上一呼百应。杨过为郭襄贺十六岁生日竟调动众多的名人异士。尽管如此，但他们多数不愿生活在尘世之中，而选择与世隔绝的山林作为他们的栖息之所。《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在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便隐居深山；《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终生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海外孤岛上；《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群雄，在大闹京城后，豹隐回疆；《侠客行》中的木、石二岛主也终生隐居荒岛钻研武学。

   另外，金庸小说中多数侠士对江湖生活都采取一种被动的卷入态度。像令狐冲、胡斐、袁承志、张无忌等人，按其本质都不愿卷入江湖仇杀，只因为道义在肩，不得已而献身红尘，待大局平定，便功成身退。令狐冲谢绝了少林寺和武当的建议，携任盈盈隐修深山；袁承志也在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带领一帮人远赴海外孤岛；狄云在江湖平定后找到水笙隐居大雪山。在武侠小说中，山林成了侠的“来处”，也是“去处”。江湖只是侠的历劫过程，恩仇了了，侠便重新回到白云缭绕之处，享受生命的逍遥自在。山林象征着回归自然，回归于人的本真状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庸武侠小说深烙着道家文化的印记。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凝聚，才使金庸的小说倍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因为中国人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武侠小说恰好触及到读者心理深处的文化积淀，从而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新浪：小伟的博客2006-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