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重阳宫——道教全真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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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 于东新
 

  作者:于东新   来源:求是学刊2012年第02期 


  于东新1,2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192;2.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要:全真道士词代表了金词之别宗,呈现出独特风貌:第一,创作方式互渗。其词具诗教之旨,创作上使用“诗人句法”,写出许多杂体词。第二,文体功能互渗。“以词喻道”,使得词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具体就是以词述心境、以词明道义、以词劝世人。第三,审美风格雅俗互渗。在以杂体入词、注重雅化的同时,又借鉴市井乡村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使词风雅俗互渗并存。全真道士词的俗化,也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


  关键词:全真道士词;“以词喻道”;文体特征;词史


  唐圭璋的《全金元词》辑录了多达2700首的全真道士词,占今存金词总量的3/4。对此,学界并未给予相当的重视和研究,甚至有人武断地认为,这些道士词“数量多而质量差,实为金词中之糟粕”。其实,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全真道士词实际代表了金词成就之一大宗——金代词坛实由两派词人共同打造的,一派是以吴激、蔡松年、党怀英、赵秉文以及完颜(王壽)、元好问等为代表的“文人词派”,另一派就是以王重阳、“全真七子”为代表的“道士词派”。二者共同的生存背景是金代胡汉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只是以汉族词人群为代表的“文人词派”,在承袭北宋词学传统前提下,又融入北国地域文化及北方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创造出新的词体文学,而全真道士词人则出于宗教目的,所创作的词文学呈现出别一风貌。


  一、创作方式的互渗


  在创作方式上,全真道士在“依声填词”、按谱制词的同时,更注重“破诗人词”,故其词有诗旨,词具诗心,以词释道,将词写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词诗”,乃至诗词间呈现出文体界限模糊、彼此融渗的情形。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诗为词”——以写诗的态度、方式、宗旨来作词,使词“诗化”,从而在文体意义上,使二者产生明显互渗的现象。


  “以诗为词”的命题,始于宋人陈师道。其《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实际上,“以诗为词”不独苏轼词所特有,大概早自晏殊父子始,北宋就有词人“以诗为词”了,迨至苏轼时代,词坛上已成一种“以诗为词”的风气,诗词的边界渐趋模糊,甚而出现彼此互渗的现象。因此,宋人杨冠卿认为宋词已具备了诗歌“雅颂”之旨:“天朝文物,上轹汉周,而其大者固已勒之金石,与五三六经并传于无终穷。若夫骚人墨客,以篇什之余,寓声于长短句,因以被管弦而谐宫徵,形容乎太平盛观,则又莫知其几。名章俊语,前无古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沽如屈宋,悲壮入苏李。”[3]所以,“以诗为词”所形成的词的“诗化”情形,确已成为北宋中期以来词坛的普遍现象。到了金代,这种以诗为词的现象又有了新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在全真道士词人的创作中,词变为谈玄论道之词诗,词因而具有了传经布道的宗教意义。


  1.全真道士词的诗教之旨


  全真道士词人,自教主王重阳、“全真七子”以至后世掌教李志常、尹志平等,多起自儒生文士,所以在论道传教、劝化世人时即发挥自己所长,以写诗填词来传经布教。本来道家学说主张“得意忘言”,不立文字。认为语言文字是“障道”之物,但全真教却打破了这种轻视文字的传统,主张以诗传道,以词布教,强调诗词唱和对徒众的点化作用。所以,全真道士从重阳祖师开始,不但爱咏诗,更爱作词,其词不论应酬唱和、咏物遣怀,还是自叙身世,时刻不忘教旨法门。其中最典型的是重阳词,其内容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或力倡三教合一以促进全真教发展,或宣扬“全真”主旨以吸引教徒,或阐述修道传教的核心内容、方法,或自述名字、生平事迹以增强传道的亲和力等,足见其词浓厚的“诗化”倾向、宗教意味。不妨抄录一首,以观其貌:


  未欲修持,先通吉善,在家作福堪当。晨参夜礼,长是燕名香。渐渐财辣色减,看分寸、营养爷娘。擒猿马,古来一句,柔弱胜刚强。,


  从长,,几百事,先人后己,勤认炎凉。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祀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逢佳节.懂欣访饮,齐唱满庭芳。(《满庭芳·来欲脱家》)在教理上,全真教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即号召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在尊奉道家经典的同时,劝人读《般若心经》、《孝经》等释儒经书。因为在全真道士心中,三教同源一理,彼此平等,同等重要。更需指出的是,词到了王重阳等道士词人手中.那种“晓风残月”的儿女情怀已荡然不存,剩下的唯有对教义的娓娓诉说,循循然善诱然。可以说,全真道士词失去偎红倚翠、脂粉香莲的“词味”,成了披着词的外衣的传教诗了。



  2.全真道士词的诗之作法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称赞“二晏”词:“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这里所说的“诗人句法”,不仅仅限于语词的运用,而是兼指诗歌写作技法的介入。全真道士词不但在词的宗旨上使词向诗靠拢,让词弥漫着浓郁的香火气患、宗教意识,更重要的是道士词人用写诗的态度去填词。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为吸引民众、达到劝化的目的,王重阳等全真道士往住喜欢别出心裁,将诗的,尤其杂体诗的技法引入词中,写出种类繁多的杂体词。就数量而言,全真词人群中以王重阳、马钰的杂体词数量最多,其次是谭处端、王处一,丘处机较少。可以说,其杂体词,不仅在数量上为金元词人之冠,并且在样式上,也是同时代其他作者无法匹敌的。据笔者统计,其杂体词的样式有藏头拆字词、数字词、福唐体、联珠词、叠字词、嵌字词、攒字词(攒==字、攒二字、攒五字)、一至七字词、喝马(嵌字之一种)、复字词等,其他还有五更词、四时词、十二月、步虚词、青词、十报恩等,种类繁多。在众多杂体词类中,藏头词数量最多,使用频繁;其次是数字词、福唐体、攒字词、叠字词等。因篇幅所限,本文选取其中“数字词”、“攒字体”为例予以简要说明。


  数字词来源于数字诗。最早创作数字诗的诗人是南朝刘宋的鲍照,他作有《数诗》。王重阳等通过对数字理解,把数字引入词体创作中。大致有三种形式:其一,按数字顺序,从一到十(有的只到五或八),如王重阳的《蓦山溪》(“一灵真性”)、马钰的《清心镜》(“一青牛”)等;也有再从十倒数回去,个别有增至千万的,如王重阳的《心月照云溪》(“一身之内”)、马钰的《满庭芳》(“一明玄理”)等。其二是专咏某数,如“三”、“九”,王重阳的《蓦山溪》(“玉堂三老”)、《黄河清》(“九鞠黄河分九转”),马钰的《满庭芳》(赠三一居士张明道)、《黄河清》(继重阳韵)等都属此类。如王重阳的《黄河清·按一百八数》,九字在全篇出现十二次,以合于一百零八之数,这正是天罡地煞相合之数。全词咏的是“九”,实际是暗示内丹修炼之事。其三是采用联章组词的形式,从几一、九二……一直说到九九,王重阳的组词《如梦令》共十二首,讲述的就是修炼内丹的九九归一过程。数字在全真道士词人群的创作中被赋予道家玄妙的色彩,笼罩着一股神秘性,这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再看“攒字体”。在全真道士之前,没有看到有人写作“攒字体”,在全真之后,也很少有人写此类诗词,可以说这是全真派的独创。此体学界或云不得其解,或语焉不详。本文仅初步探索,试作剖析。攒字体实际是藏头与联珠的结合,首句开头的字,暗藏于全篇末尾,如藏头诗。只不过藏头往往与拆字结合,而攒字则一般将末尾的一字或二字、三字、四字,移攒到首句,以后依次类推,称攒二、攒三、攒五,如果需挪移末尾的偏旁之字,则又标明为攒三拆字。


  王重阳有一首《五言诗·攒三字》:


  (方)(便)马相见,(相)(见)喆相恋。


  (相)(恋)处庵中,(庵)(中)做方便。


  马钰有一首长篇五言诗《勉赓彦济海市诗韵·攒三字》,每句从前一句末尾取二字,移攒到下句开头,变为七言长篇诗。“攒三字”与“攒起二字”意思似乎相同,不过马钰的《赠李大乘五言诗·攒五字》只有四个字:“李,憩。凭,惠。”如以攒三字与攒二字起,形式相同,那么,这首五言诗应是:“李憩凭惠李,憩凭惠李憩。凭惠李憩凭,惠李憩凭惠。”像攒五字诗,其堕入文字游戏之中,让人感到玄而又玄。受此种诗体影响,全真道士词人有攒体词,如王重阳作《蓬莱阁·藏头》,而马钰则继韵和以攒三拆字,都是用同一个词牌,两者对照如下:


  (水)溟漠,(莫)令忘了登飞阁。登飞阁。(各)人自省,身居银廓。 (郭)能俱养灵丹药。约槎稳驾销诸恶。销诸恶。(心)头一点,肯教牢落。(拆出水)


  (隋)(落)漠。(备)(莫)洗涤蓬莱阁。蓬莱阁。(来)(各)浮动,撼摇琼廓。 (玉)(郭)炉炼丹阳药。(日)(约)镇日精神恶。精神恶。(示)(心)钰得,诀无堕落。(马钰继韵攒三拆字和诗,尾句“堕落”,拆出“隋洛”)


  从所空的位置来看,只是从前句末尾移挪两字,为什么称“攒三字”?令人难以索解。但总体说来,攒字体在全真道士的创作中,都是论道的工具,词中充满的是谈玄与修道而已。


  二、文体功能的互渗


  由于在创作态度、方式上全真道士以诗为词,实践的结果,必然在词的文体功能上产生重要的变化。关于词的功能,吴熊和指出:“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他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样地,全真道士词也是金代特殊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其文化功能从纯粹的缘情形态中解放出来,呈现出与诗性质相同的实用色彩,即二者在文化功能方面显示出融合乃至重叠的情形。


  1.由“聊佐清欢”到“丹灶仙霞”


  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艺术形式,擅长传达相思别离等内省式、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因而风格含蓄婉转,注重感受和觉悟。全真道士即看重了这一特质才缘道入词的。诗中有禅诗,讲究“以禅喻诗”,而全真道士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将词体功能扩大,“以词喻道”,借词境而述道心玄境,由此词体文学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可以说他们的诗词,使“道诗”、“道词”具有了新的意义与功能——道教作用,由此诗词界限在功能层面得以打通,使词有了新的变化。翻检数量繁多的全真道士词的文本作品,最突出的阅读体验就是充溢其中的以词明道、阐道、传道的努力,词中常作养形服气、修真炼丹之旨,或歌咏道味道趣、修道之法,或醉心于出家人道之清静,或沉浸于成仙飞升之妙境。如:


  如会修行寻捷路。开阐全真门户。汞知铅见作宗祖。管取性停命住。 便是阴阳颠倒数。今日分明说谕。只依四个字儿做。指日得归仙去。(王重阳《耍蛾儿》)


  这是叙说全真“排除妄幻,全其本真”之宗旨的。再如:


  未入道,休要执中迷。先且牢擒劣马子,切须缚住耍猿儿。款款做修持。


  如省悟,勘破女男妻。自在假身常煅炼,逍遥真性得推移。应是上瑶池。(王重阳《望蓬莱》)


  这是劝人出家修炼、戒除酒色等欲念的。如此这般,劝世化俗、成就大道法门就成了全真道士词一项基本的文化功能。


  2.咏物明道


  全真道士词也有很多咏物之作,借某一生活物象,如铜镜风琴、围棋木鱼、青龙白虎、云烟花树、牛儿白鹤,甚至坟头骷髅等,来表达对全真教义的阐释和宣传。作品很多,如王重阳《采桑子·咏棋》、《昼夜乐》(“百炼青铜圆又小”)、《祝英台·咏骷髅》,谭处端《满庭芳》(“咄这憨牛”),等等。试看王重阳《解佩令》:


  荼无绝品,至真为上。相邀命、贵宾来往。盏热瓶煎,水沸时、云翻雪浪。轻轻吸、气清神爽。卢仝七碗,吃来豁畅。知滋味、赵州和尚。解佩新词,王害风、新成同唱。月明中、四人分朗。上片写品茶乐趣,下片使事用典,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耐人寻味。再看:


  纵步闲闲,游玩出郊西。见骷髅,卧卧卧沙堤。问你因缘由恁,似为恋、儿孙女与妻。致得如今受苦来年栖。 眼内生莎,口里更填泥。气气应难吐,吐吐虹霓。雨洒风吹浑可可,大抵孩童任蹈跻。悔不生前善事稽。(王重阳《七骑子》)词人从咏叹骷髅“眼内生莎,口里更填泥。气气应难吐,吐吐虹霓。雨洒风吹浑可可,大抵孩童任蹈跻”的惨状人手,给妄想的人以当头棒喝,这一切皆是因“为恋、儿孙女与妻”,要想人生圆满,就必须放下这儿孙与娇妻。将咏物和明道结合起来。至此诗与词在功能界限上更趋同一矣。


  3.以词劝人


  其一,赠答劝化。全真道士词家常通过赠答劝化的方式向徒众宣播教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重阳为点化马钰以及马钰酬答师父而作的一系列诗词。这些作品均收录于《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巾,数量多达295首。据史料载,大定七年(1167)匕月,王喆于宁海布道,在怡老亭遇马钰,以食瓜之法开启之。钰遂将重阳请至家中,以师礼待之,钰妻孙不二疑重阳,百日锁庵,不与饮食,而重阳真人颜采胜常,孙感服不已。重阳分梨十化,马钰终悟道法,加入全真教。一年后,孙安顿好与钰所生三子,竹冠布袍,亦追随重阳真人而去。试看其中最有名的《点绛唇·十化分梨》:


  先生e指王重阳)锁门及十旬,将启户,又以梨一割做十分,与马钰夫妇二人食之。既启户了,唯钰舍家缘做弟子,至此耳,又以词赠之。


  十化分梨,我於前岁生机构。二人翁母。待教作拿云手。 用破余心,笑破他人口。从今后。令伊依旧。且伴王风走。这是王重阳为点化马钰而写的著名词作,关于其写作缘由、事件的经过,词前小序说得十分明白。正是重阳这样的一系列劝化之词,才使马钰翻然醒悟,遁入玄门。再看王重阳为点化一位“吏人”的作品——《俊蛾儿》:


  见个惺惺真脱洒,堪比大丈儿。莫唏灯下俊蛾儿。坏了命儿。早早回头搜密妙,管养姹女婴儿。道袍挨了皂衫儿。与太上做儿。


  除了《重阳教化集》巾的赠答劝化的作品,王重阳赠答说教的词作还有很多,左洪涛即以《重阳全真集》为例进行统计,其篇目如下:卷三《满庭芳·修行》、《金鸡叫·警刘公》,卷四《南乡子·诫人礼拜》、《南乡子·于公索幻化》、《南乡子·邵公所要下手修行》、《俊蛾儿·劝吏人》、《苏幕遮·劝化醴泉人》、《苏幕遮·劝化诸弟子》、《苏幕遮·劝修行》、《苏幕遮·劝同流》、《苏幕遮·劝世》、《探春令·锁庵门化马钰》、《满庭芳·黄邑于公乞修行》,卷七《卜算子,开门了化出马钰》、《小重山·道友求问》、《临江仙·道友问修行》、《特地新-劝世》、《带马行·缘化子弟》、《惜芳时·友索说阴阳》、《望蓬莱-咏劝道友》、《苏幕遮·点化道友》、《苏幕遮·训徒众》、《巫I L|一段云·道友问变化》,等等。众多的赠答劝化之作,使得原来“聊佐清欢”、依红偎翠的艳词具备了严肃的宗教功能,从功能的扩展来说,词语与诗同义。



  1.由“聊佐清欢”到“丹灶仙霞”


  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艺术形式,擅长传达相思别离等内省式、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因而风格含蓄婉转,注重感受和觉悟。全真道士即看重了这一特质才缘道入词的。诗中有禅诗,讲究“以禅喻诗”,而全真道士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将词体功能扩大,“以词喻道”,借词境而述道心玄境,由此词体文学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可以说他们的诗词,使“道诗”、“道词”具有了新的意义与功能——道教作用,由此诗词界限在功能层面得以打通,使词有了新的变化。翻检数量繁多的全真道士词的文本作品,最突出的阅读体验就是充溢其中的以词明道、阐道、传道的努力,词中常作养形服气、修真炼丹之旨,或歌咏道味道趣、修道之法,或醉心于出家人道之清静,或沉浸于成仙飞升之妙境。如:


  如会修行寻捷路。开阐全真门户。汞知铅见作宗祖。管取性停命住。 便是阴阳颠倒数。今日分明说谕。只依四个字儿做。指日得归仙去。(王重阳《耍蛾儿》)


  这是叙说全真“排除妄幻,全其本真”之宗旨的。再如:


  未入道,休要执中迷。先且牢擒劣马子,切须缚住耍猿儿。款款做修持。


  如省悟,勘破女男妻。自在假身常煅炼,逍遥真性得推移。应是上瑶池。(王重阳《望蓬莱》)


  这是劝人出家修炼、戒除酒色等欲念的。如此这般,劝世化俗、成就大道法门就成了全真道士词一项基本的文化功能。


  2.咏物明道


  全真道士词也有很多咏物之作,借某一生活物象,如铜镜风琴、围棋木鱼、青龙白虎、云烟花树、牛儿白鹤,甚至坟头骷髅等,来表达对全真教义的阐释和宣传。作品很多,如王重阳《采桑子·咏棋》、《昼夜乐》(“百炼青铜圆又小”)、《祝英台·咏骷髅》,谭处端《满庭芳》(“咄这憨牛”),等等。试看王重阳《解佩令》:


  荼无绝品,至真为上。相邀命、贵宾来往。盏热瓶煎,水沸时、云翻雪浪。轻轻吸、气清神爽。卢仝七碗,吃来豁畅。知滋味、赵州和尚。解佩新词,王害风、新成同唱。月明中、四人分朗。上片写品茶乐趣,下片使事用典,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耐人寻味。再看:


  纵步闲闲,游玩出郊西。见骷髅,卧卧卧沙堤。问你因缘由恁,似为恋、儿孙女与妻。致得如今受苦来年栖。 眼内生莎,口里更填泥。气气应难吐,吐吐虹霓。雨洒风吹浑可可,大抵孩童任蹈跻。悔不生前善事稽。(王重阳《七骑子》)词人从咏叹骷髅“眼内生莎,口里更填泥。气气应难吐,吐吐虹霓。雨洒风吹浑可可,大抵孩童任蹈跻”的惨状人手,给妄想的人以当头棒喝,这一切皆是因“为恋、儿孙女与妻”,要想人生圆满,就必须放下这儿孙与娇妻。将咏物和明道结合起来。至此诗与词在功能界限上更趋同一矣。


  3.以词劝人


  其一,赠答劝化。全真道士词家常通过赠答劝化的方式向徒众宣播教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重阳为点化马钰以及马钰酬答师父而作的一系列诗词。这些作品均收录于《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巾,数量多达295首。据史料载,大定七年(1167)匕月,王喆于宁海布道,在怡老亭遇马钰,以食瓜之法开启之。钰遂将重阳请至家中,以师礼待之,钰妻孙不二疑重阳,百日锁庵,不与饮食,而重阳真人颜采胜常,孙感服不已。重阳分梨十化,马钰终悟道法,加入全真教。一年后,孙安顿好与钰所生三子,竹冠布袍,亦追随重阳真人而去。试看其中最有名的《点绛唇·十化分梨》:


  先生e指王重阳)锁门及十旬,将启户,又以梨一割做十分,与马钰夫妇二人食之。既启户了,唯钰舍家缘做弟子,至此耳,又以词赠之。


  十化分梨,我於前岁生机构。二人翁母。待教作拿云手。 用破余心,笑破他人口。从今后。令伊依旧。且伴王风走。这是王重阳为点化马钰而写的著名词作,关于其写作缘由、事件的经过,词前小序说得十分明白。正是重阳这样的一系列劝化之词,才使马钰翻然醒悟,遁入玄门。再看王重阳为点化一位“吏人”的作品——《俊蛾儿》:


  见个惺惺真脱洒,堪比大丈儿。莫唏灯下俊蛾儿。坏了命儿。早早回头搜密妙,管养姹女婴儿。道袍挨了皂衫儿。与太上做儿。


  除了《重阳教化集》巾的赠答劝化的作品,王重阳赠答说教的词作还有很多,左洪涛即以《重阳全真集》为例进行统计,其篇目如下:卷三《满庭芳·修行》、《金鸡叫·警刘公》,卷四《南乡子·诫人礼拜》、《南乡子·于公索幻化》、《南乡子·邵公所要下手修行》、《俊蛾儿·劝吏人》、《苏幕遮·劝化醴泉人》、《苏幕遮·劝化诸弟子》、《苏幕遮·劝修行》、《苏幕遮·劝同流》、《苏幕遮·劝世》、《探春令·锁庵门化马钰》、《满庭芳·黄邑于公乞修行》,卷七《卜算子,开门了化出马钰》、《小重山·道友求问》、《临江仙·道友问修行》、《特地新-劝世》、《带马行·缘化子弟》、《惜芳时·友索说阴阳》、《望蓬莱-咏劝道友》、《苏幕遮·点化道友》、《苏幕遮·训徒众》、《巫I L|一段云·道友问变化》,等等。众多的赠答劝化之作,使得原来“聊佐清欢”、依红偎翠的艳词具备了严肃的宗教功能,从功能的扩展来说,词语与诗同义。


其二,以词代简。诗歌史上有以诗互通情意、吊问答对的情形,即所谓“诗简”,显例如东汉文人秦嘉与妻子赠诗互答。但词史上以词代简的情形却不多见,而全真道士如马钰等却将“诗简”移植到词巾,扩大了词的功能。试看一首“词简”:


  山侗稽首,董公道伟,自违清论三岁。渴德之怀,笔舌岂能尽意?伏想迩来法候,愈冲和、燕居无滞。子今则,处环墙养拙,毋劳齿记。 幸遇便风经过,把狂吟足牍,通为一寄。岁月堂堂归去,有如流水。性命速宜了干,启虔诚、幸恕僭易。山侗拜,董公道伟,及诸道契。


  “山侗”是马钰的自称。此词是马钰以词的形式写给朋友“董公”的书信。“绮罗香艳”的词在这里功能大变,成了具有问候、相邀等实用特性的书信。


  三、审美风格的雅俗互渗


  诗以雅正为体,可是在全真道士的手中,却将诗刻意写得通俗化,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传经悟道的需要。这是因为其所传播教义的对象除了士大夫文人,更多的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百姓,这就需要将深奥的教义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易懂易记,唯有如此,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当然,其中还有时代风气方面的原因,由于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喜欢戏谑、俚俗的文艺,所以金代文人无论作诗填词皆打破北宋文学的雅正风尚,而形成刚健通俗的审美风格。风气所至,全真道士词人也有意疏离典雅艰涩文风,创作了大量俚俗之诗、趣味之词,从而显示出诗词审美风格曲化的迹象。吴梅《南北戏曲概言》指出:“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洲自况,同时诸调词行,即词变为曲之开始。”


  其实这种词的“俚语”化,不独元代有之,早在金代就开始了,而全真道士词尤甚,出现了许多俗词。具体即是他们借鉴市井、乡村流行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加强说唱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于是通俗有趣成为全真道士词的根本风格特征——这其实正是后世元曲的主导风格。不妨看王重阳的《集贤宾》:


  仔细曾穷究,想六地众生,强揽闲愁。恰才得食饱,史思量,骏马轻裘。有骏马,有轻裘,叉思量,建节封侯。假若金银过北斗,置下万顷良田,盖起百足高楼。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贪利禄,竞虚名,惹机勾,岂知身似,水上浮沤,贪恋气财并酒色,不肯上,钓鱼舟。 荒尽丹田三顷,荆棘多稠。宝藏库、盗了明珠,铁灯盏、渗漏了清油。水银迸散难再收。大丹砂甚日成就。杀曾叮咛劝,劝著后,几曾微。苦海深,波浪流。心闲无事却垂钧。呜呼锦鳞终不省,摇头摆尾,姿纵来来,往戏波流。愚迷子,省贪求。只为针头上名利。等闲白了少年头。


  上片描写世间种种世俗之象,以及俗人的善良而可笑的心愿。尤其“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的句子,后来成了元散曲、杂剧的常用之语,甚至成了今天的警世俗语。下片是劝人学道,语言通俗诙谐。可以说全词风味不减元曲。


  全真道士词的内容多为传道醒世和隐逸乐道,而这也正是后世元曲的主要内容。据左洪涛考察,朱权《太和正音谱》中“乐府体式十五家”,其中有“丹丘体”、“黄冠体”、“草堂体”:列“杂剧十二科”,一日“神仙道化”,二日“隐居乐道”;列“三家之唱”,其一即是“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绒,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日‘道情’”。由此观之,二者在内容上的承继关系也不容怀疑。对于金全真道士词与曲的内在联系,左洪涛经过分析,还得出元曲中一些常见的曲调,如《迎仙客》、《一枝花》、《捣练子》、《四块玉》、《憨郭郎》以及《红芍药》等皆出于全真道士词词调的结论。


  总之,当全真道士词人借用词体的形式传播教义的时候,词的一些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非诗非词、亦诗亦词的文体,诗词的界限在他们手中变得模糊不清,词文学由此所发生的变化,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全真道士词人在诗词互渗的过程中,又使得词不是趋于雅化而是走向了俗化,其将诗的俳体引入词中,此种倾向的进一步强化,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因此,邓绍基在《元代文学史》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多影响。”


  作者简介:于东新,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辽金元民族文学研究。